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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談及人口政策問題時說：“去年我們已經開始實施‘單獨兩孩’政策，現在正在推進，也正在進行全面的評估。我們會根據評估的結果，也考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權衡利弊，依照法律程序適時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那么，目前“單獨兩孩”政策的評估情況如何？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考慮哪些因素，依照怎樣的法律程序？我國人口政策未來的方向是什么？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編 者

　　“單獨兩孩”政策覆蓋目標人群約1100萬對夫婦，預計未來4到5年內，年新增出生人口100萬—200萬

　　“沒想到我還能趕上生二孩的‘末班車’！”已經有一個女兒的安徽70后張先生，今年準備添丁進口，要第二個孩子。

　　“我和愛人是雙職工，父母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太好，生了寶寶沒人帶。”同樣是70后、育有一女的王女士說：“沒辦法，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工作太忙，養個孩子，成本太高，經濟負擔太重了。就算國家給政策，我們自己也不打算再生了。”

　　生還是不生，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理由。從全國看，想再生個孩子的“單獨”夫婦有多少？

　　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草案)》的議案。2014年“單獨兩孩”政策正式啟動，浙江、江西、安徽三省在1月份就實現了政策落地。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實施了“單獨兩孩”新政。

　　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透露，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基本符合預期。預計2015年，受“單獨兩孩”政策影響，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萬左右。

　　年新增100萬新生兒，這個數字遠低于之前許多專家的預期，“單獨兩孩”政策遇冷了嗎？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翟振武院長認為，“單獨兩孩”政策覆蓋目標人群約1100萬對夫婦，預計其中60%有生育兩孩的意愿，生育時間分布約為4到5年，平均每年迎來100萬—200萬的“兩孩”。“2014年是政策啟動年，2015年才是政策真正見效的第一年—從申請指標，到準備懷孕，再經過10個月的孕期，因此，申報的‘單獨兩孩’大多應該在2015年出生。此外，各個省的生育意愿有較大差別，雖然全國平均生育意愿是60%，但大城市和東部省份一般會低一些，西部和中小城市會高一些。目前有的省‘單獨兩孩’申報的數量高于預期，有的省低于預期，都是正常的。政策遇冷的說法不準確。”翟振武說。

　　人口政策評估是項復雜工程；我國目前擁有9億多勞動年齡人口，“民工荒”主要是勞動力結構失衡所致

　　羊年春節剛過，珠三角各地又上演了“搶人大戰”。近年來，春節過后“民工荒”屢見不鮮，有企業反映“民工荒”不只出現在節后，甚至全年。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中國人口變化情況，16周歲以上至60周歲以下(不含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583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7%。這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這讓很多人擔心，我們的“人口紅利”快用盡了。

　　“我國人口紅利的確在2012年出現了拐點，但我們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劉爽指出，我國目前擁有9億多的勞動年齡人口，超過整個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總和，能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支撐經濟的發展。

　　“總理所講的‘權衡利弊’，就是要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和人口結構變化綜合考量。比如，隨著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提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人口的需要也在減少。部分地區、部分行業的‘民工荒’背后也有其深層次原因—在1998年至2013年的15年間，我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規模從每年108萬人增長到每年約700萬人。雖然農民工少了，但是大學生多了。現在‘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同時出現，反映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人力結構變化之間的不匹配，以及教育培養與市場需求不適應等癥結，而不是簡單的‘勞動力不夠了’的問題。”翟振武說。

　　“值得注意的是老齡化問題，這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諸多挑戰：首先，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就開始面臨老齡化的問題，這一點區別于很多發達國家，難免會遇到養老資源不足的問題。其次，勞動年齡人口本身也正在老化，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說。

　　“目前中國的老齡化還處在相對很平緩的時期，但未來老齡化的壓力很大，2035年老年人口比例可能達到33%。”翟振武認為，人口政策評估是項復雜工程，要綜合考慮生育率水平、生育意愿、老齡化、勞動力結構等等，每個指標背后，都牽扯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人口政策調整須謹慎穩妥；在人口生育率、經濟增長率、環境承載力中間把握平衡

　　在日本四國德島縣三好市的“人偶村落”，年邁老人和用稻草人扎成的人偶一起生活。日本的老齡社會形態，由此可見一斑。有人認為，日本經濟減速與低生育率密切相關。那么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到底有什么影響？

　　“人口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最基礎的變量，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來源于兩類因素，勞動力規模的不斷增加以及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前者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總量與結構，后者也受人口結構影響，比如老齡化社會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陽說。

　　“60年代的中國，在6億人口的基數上，每年平均出生人數高達2700萬人，每年凈增長人數達到2300萬人以上，人口增長率高達2.5%，這對資源環境帶來很大壓力。”翟振武說。“當時，不僅中國人口出生率高，全世界普遍如此，快速增長的人口對發展帶來的影響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1974年聯合國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會，主張推行計劃生育，使過快的人口增長降下來。”

　　“中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后，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生產力的壓迫，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提高了人口素質，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利環境。”翟振武認為，人口政策的調整，無論是收緊還是放開，都要綜合考慮人口生育率、經濟增長率、環境承載力等三方面的壓力，其中的一些變量還會有遲滯效果或者持續影響。比如，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本身就會擠壓生育率，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會降低生育率，而低生育慣性比高生育慣性更強勁、更持久、也更難以應對。“所以在三者間把握平衡并非易事，政策調整需要謹慎穩妥、逐步探索。”翟振武說。

　　“目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水平明顯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國家人口發展戰略提出的1.8的水平，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是十分必要的，‘單獨兩孩’的過渡期功能實現后，在‘十三五’早期走向‘全面兩孩’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生育率水平。”翟振武說。

　　劉爽認為，目前中國尚談不上已陷入“生育危機”。 “從‘雙獨兩孩’，到‘單獨兩孩’，再到‘全面兩孩’這是一個調整方向，政策平穩、漸進、可控，可以更好地實現出生人口錯峰。”劉爽說。

　　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主任吳有水認為，從法律程序上來說，與“單獨兩孩”只需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不同，推行“全面兩孩”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作出修訂。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明確：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

　　“放開‘單獨兩孩’，就是增加了一項生育‘兩孩’的條件，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并不沖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就行了。而實施‘全面兩孩’政策，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的表述相矛盾，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進行審議修訂。”吳有水說。